深圳商报·读创客户端记者  刘琼  吴素红

 

专家核心观点：

• 我觉得中国制造业很重要一个家底，就是优质的产业生态。这种生态对制造业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 数字化转型浪潮下，管理的本质没有变，还是在不断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这个是最关键的。数字化，它只是一个工具，是要用来解决问题的。

• 企业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在产业生态是否健康。现在我们很多行业很卷，市场化的良性竞争是非常好；但是恶性竞争可能会对产业生态的发展带来灭顶之灾。

• 健康的产业生态是一个系统工程，是物种的多样性。

• 供应链最大的挑战就是不确定性。应对这种不确定，一是企业之间要信息透明，二是政府要不断地优化营商环境。

以下为正文：

“恶性竞争可能会对产业生态的发展带来灭顶之灾！”上海交大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陈方若毫不讳言“内卷”对产业生态的负面影响。

7月30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强化行业自律，防止“内卷式”恶性竞争。这一提法，迅速成为业界学界关注的焦点。

中国制造产业生态如何？中国供应链到底面临哪些不确定性？

近日，由宝安区委宣传部、深圳报业集团联合主办，深圳商报/读创客户端承办的“新质生产力 链动大湾区”高质量发展调研行携手上海交大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和上海交大深圳研究院，深入宝安先进制造业集群；调研采访组与陈方若面对面，探讨管理学家眼中的产业创新与中国制造业发展路径。

数字化为企业管理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工具

深圳商报：您这次走访了深圳的智能制造企业，如雷曼光电、大族激光等，这些企业在哪些方面给您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

陈方若：最深刻的印象就是这些企业在很短的时间内做到世界前列，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

雷曼光电，是Led行业的领头羊。这个产业20年前，领先世界的都是一些日韩的公司，美国也有一些。但是后来中国的企业从低端的产品开始，借助中国大市场的优势，再加上中国企业家非常好学，而且学得很快，现在形成了一个格局：就是全球60%-70%的 LED产业都是在中国，而且大部分还在深圳。这样的一种速度是非常了不起的。

大族激光来也是同样一个印象，一个行业从低端到世界领先，也就短短十几年。我想不同行业这种故事会非常多，说明了我们中国制造业的蓬勃发展，而且我相信未来一定能够做得越来越好。

深圳商报：提及智能制造，有一个高频词：数字化转型。您多次提到数字化转型的本质是管理创新，这个怎么说？

陈方若：我一直在商学院提倡一个观点：管理也是生产力。我们每一次工业革命都极大地提升了人类的生产力。特别是企业发展的过程当中，一方面受益于技术的创新，另外一方面还有管理创新。

现代管理学之父德鲁克讲过一句话：管理很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让平凡的人做出不平凡的事。所以管理如果做得不好，你可能就是蛮干，不是巧干。

我想强调这一点：大数据、人工智能这种云计算，这些都是技术上的一些创新，他为管理进一步的提升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工具，一种前所未有的工具。数字化转型浪潮下，管理的本质没有变，还是在不断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这个是最关键的。

深圳商报：但是，当所有的企业都在高喊数字化转型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警惕的现象。

陈方若：很多企业，真的就是为了数字化而数字化。数字化在我看来是个过程变量，它不是终极目标。它只是一个工具，是要用来解决问题的。

我调研的数字化转型比较成功的企业案例，很多时候是问题导向的，就说这个问题按照传统的方式无法解决，或者解决得很不好。现在有了数字化这种新的方法，就可以把解决得更好。

企业要考虑投入产出。而不是说去买了多少设备，建了多少网络，数字化水平就牛了。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个层面，对企业来说是致命的。

优质产业生态是中国制造业的底气

深圳商报：实际上，深圳一直将数字化转型作为推进“新型工业化”的重要抓手。在推进“新型工业化”的进程中，如何将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

陈方若：数字化转型它对企业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我看了这么多企业，从产品研发到生产到最后的交付，到后期的服务，其实都可以从数字化转型过程当中获得一些新的价值，全链路的数字化的提升，但是成本也很高。

数字化转型是一个新的机会。对于政府来说，提供企业服务非常重要。比如，提供成功的案例。即，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解决了什么问题，提高了多少效率，把这些案例做一些推广。当然，政府要为企业提供新的思路和新的方法，而不是太多地去干预企业内部的管理。

深圳商报：2023年，您给自己定了一个行业研究目标：带队走遍中国的灯塔工厂。目前走了多少家了？

陈方若：我们走了接近30家灯塔工厂。全球现在有162家灯塔工厂，其中62家在中国，全球排名第一，这也说明了中国制造业的力量。

深圳商报：在走了这么多企业后，您如何看待当前中国智能制造的产业生态？

陈方若：我觉得中国制造业很重要一个家底，就是优质的产业生态。这种生态对制造业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所以从政府的角度，从国家的角度，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就是要努力去维护生态的健康。

企业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在产业生态是否健康。现在我们很多行业很卷，市场化的良性竞争是非常好；但是恶性竞争可能会对产业生态的发展带来灭顶之灾。

如果大家都疲于奔命，然后再“打价格战”，整个行业都会受影响。如果头部企业也把很多的精力用来打价格战的话，势必会减少研发的投入，研发没跟上去，整个产业都会落后，整个生态就会萎缩。

深圳商报：健康的产业生态应该是什么样的？

陈方若：是一个系统工程。我觉得应该是物种的多样性。企业的健康发展，其实跟它的供应链上下游和整个生态的健康密切相关。没有塔基就没有塔尖。领头雁固然重要，但是这个生态也很重要。

因此政府在制定产业政策是时，不能只关注“高精尖”，不能只看顶部企业，而是要创建更好的营商环境和竞争环境，营造多元化的、生机勃勃的产业生态。

深圳商报：如果要进行横向比较，大湾区的产业生态跟长三角的产业生态，有何异同？

陈方若：我们真的非常希望研究这两个中国最活跃的经济体在产业生态方面的一些区别。这点说实话还在研究过程当中，还不敢下结论。但是我认为大湾区这边，企业的活力，产业的活力好像更好。

几个月前，上海交大深圳行业研究院和中国发展研究院联合发布了《全球城市产业创新指数报告》。报告显示，深圳产业创新指数位居全球城市首位。深圳在产业创新产出、产业创新绩效两个分项指数上排名第一。在全球城市中，深圳城市和周边区域协同形成非常强的产业化能力。

供应链最大的挑战就是不确定性   

深圳商报：供应链管理，一直是您重点研究的方向。当下，中国的供应链“安全”吗？面临哪些不确定性？

陈方若：在过去的几十年的发展，我们有个概念叫全球供应链，产地和市场均可以在不同的国家，即全球生产、全球消费。连接产地和市场的跨国生产与运输网络，我们称之为全球供应链。它的作用就是在全球范围内整合资源、优化布局、提高效率。

供应链最大的挑战就是不确定性。国际局势的变化，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特别是中美关系，因为这种地缘政治的问题，使得供应链的不确定性又上升了一个新的等级，所以这个挑战是越来越大。当然也有全球供应链重组的不确定性。

深圳商报：要如何应对，供应链才更具韧性？

陈方若：应对这种不确定性，企业之间最重要的方法就是信息的透明。比如，我们前面讲的数字化的这种技术，通过对历史数据的分析，让我们更好地预见未来。如果数据能够打通，企业应对不确定性的方法就更多了，由此也能做出更科学的决策。

另一方面，还有个决定性的因素就是营商环境。营商环境中的不确定性越大，供应链效率就越低。因此，为了提高我国供应链的竞争力，我们必须不断地优化营商环境，最大限度地降低各种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