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渝川（书评人）

邺城是曹操获封魏王的都城，以此建立了总领整个辖区的官属班底。相当数量的世家子弟以文学属的身份加入了魏王府。而曹丕和曹植均积极延钠才学之士，并作为其争夺魏王世子的重要依仗。这样的竞争关系使得建安年间的邺下集团文学聚会，表现出高度的活力。

 

建安是汉朝最后一任皇帝汉献帝的年号（196-220）。建安时期，呈现出名士如云、诗歌兴盛的景象。

建安诗歌的兴盛，从文体来讲源自乐府在东汉的繁荣。曹操本人成长的汉末洛阳，世家、士人交往的重要方式，就是用拟乐府等作品进行赠答。这一方式在建安年间被延续并得到了强化，王粲、曹植等人的代表性诗歌，均是这类的赠答诗篇。

建安诗歌常常让人想起曹丕、曹植等人经常召集的创作聚会。这其实也是之前洛阳城的重要政治和文化传统，袁绍、袁术、曹操、刘表、刘焉等人在成为各地的割据军阀前，都曾长期混迹于类似的诗歌聚会。这样的诗歌聚会表面上看是在交流诗歌，其实完全可以理解为而今顶级的酒会、慈善拍卖会，是世家子弟交换信息和利益的重要平台。不仅如此，诗歌聚会还搭建了皇家、世家吸纳寒门子弟的筛选门槛，换言之，寒门子弟除非很有才华，能够在诗歌聚会中脱颖而出，否则将无从进入皇家、世家子弟构成的顶级人脉圈。

这也是为什么刘表、刘焉及其子刘璋会在割据驻地供养文士，经常举办文化活动。我们也能够因此理解为什么曹操会在击败袁绍以后，仍然要将统治的中心从许搬迁到邺城，并且主要以袁绍原属手下组建了汉帝国中的魏公（王）国的文人班底。

尽管文人班底显然要在政治上服从曹操，但曹氏家族的政治底蕴和声望显然不及先前的袁氏家族，甚至也不如荆州的刘表。这就可以解释曹操的两个儿子曹丕、曹植会在成年后，因父亲政治地位而被扶持成为邺城文学聚会的召集者。这种地位显然不仅仅、不首先取决于曹丕、曹植两人本来的文学素养。否则无法解释在曹操击败袁绍前，其长子曹昂已经成年，却并没有建立起相应的文学集团，曹昂更没有成为文人领袖的现象。

而曹丕、曹植更是通过一系列的诗词和文章，试图掌控文学、文章、思想领域的解释权。曹丕本人更是在指出“文人相轻，自古而然”这一现象后，强调了要根据文体来评价作家，从推崇实用的角度进一步阐述了品评标准。

正是因此，诗歌等文学作品的创作，以及相关的文学批评在建安期间盛行。文人、作家本人均摆出欢迎批评的姿态，甚至而言，在收到夸大其词的表扬后，作家还会反过来指称文学批评应当实事求是。当时，批评与创作在一定程度上是相得益彰的。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近日出版了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胡大雷所著的《邺下风流与竹林风度：曹魏社会与文学》一书。这本书由19篇论文组成，揭示了建安文学兴盛的成因，概括了曹魏的邺下文学集团的形成和特征，深入分析了曹丕、曹植、何晏、阮籍、嵇康等人的创作、思想和影响。全书最后几章集中探究了竹林七贤的玄学风格在西晋期间备受冷落、却在东晋获得盛名的原因。

书作者将曹氏父子三人，与“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以及其他一些人，合称为邺下集团。邺城是曹操获封魏王的都城，以此建立了总领整个辖区的官属班底。相当数量的世家子弟以文学属的身份加入了魏王府。而曹丕和曹植均积极延钠才学之士，并作为其争夺魏王世子的重要依仗。这样的竞争关系使得建安年间的邺下集团文学聚会，表现出高度的活力——而在曹丕在世子之争中胜出，尤其是魏帝国代汉而立之后，建安文学的活力已经悄然消散。

正如《邺下风流与竹林风度：曹魏社会与文学》一书所说的那样，曹魏时代以前，诗歌主要被赋予了意识形态功能（即实用性、教谕性）。曹丕很大程度上也是按照这种观点来统合曹魏统治区域的文学事业的，尽管如此，曹魏时代的文学也开始凸显其情感功能，曹丕本人也说过乐府诗是供人观赏的审美对象，主张不必随时都要寓教于诗。

有意思的是，正因为此，从建安年间开始，到曹魏政权正式建立，文学作品的创作品质，包括我们所说的思想性、教谕性，相比两汉时期的诗歌其实有了大幅的增长。包括建安年间，曹氏父子创作的军事题材的诗歌，多带有对战争的深刻反思、以及人民对和平生活的向往。这方面的境界其实要远远高于初唐和盛唐年间的军事题材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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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郑渝川：资深书痴，买书如山倒，“剁手”频率高。书评、时评作家，现居成都。千余篇书评见于《深圳特区报》《信息时报》《广州日报》《上海证券报》等国内多家报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