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创/深圳商报首席记者 彭琰  通讯员 郭剑峰

在深圳改革开放干部学院成立三周年之际，第三届新时代改革开放论坛近日在深圳前海召开。本次会议以“中国式现代化与全球城市治理”为主题，由深圳改革开放干部学院、深圳大学主办，深圳改革开放干部学院政党发展研究中心、深圳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承办。

来自中央党校、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四川大学、中山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等数十位专家学者共聚一堂，围绕全球视野下的城市治理创新、中国式现代化城市发展之路、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发展格局、数字化治理与智慧城市建设等议题进行深入研讨交流，共话城市治理创新。

前海合作区工委委员、前海管理局副局长王锦侠，深圳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徐晨，深圳改革开放干部学院副院长陈家喜分别致辞，开幕式由深圳改革开放干部学院副院长董海涛主持。

关注全球视野下的城市治理创新

北京大学讲席教授、深圳政府管理学院院长俞可平教授以广州国际城市创新奖和中国城市治理创新优秀案例奖为例，归纳了全球城市治理创新的普遍趋势，包括：城市治理的范围日益扩大、主体日益多元化、可持续发展成为城市治理创新的主要目标、参与式治理成为城市治理创新的新亮点、城市生活日益网络化和智慧化、超大型城市治理成为世界性的课题等。结合全球城市治理创新趋势与中国城市治理创新实践，他还提出中国城市治理创新的重点方向，包括强化“市民主体”意识、调动各主体的积极性、更加重视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推进服务型城市建设等。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唐亚林教授提出，城市群和大都市连绵带构成国家发展新型战略平台、新空间与新动力，在一国范围内生成新型城市聚落形态，在跨国范围生成跨国节点城市发展共享联盟新型城市治理形态。对于中国而言，改革开放带来了国家现代化空间布局战略体系的重构，进入到了一个以中心城市和都市圈为引领的城市群中国时代。对于全球而言，“一带一路”倡议也带来了全球城市空间治理的尺度重构选择，包括时空尺度、共享平台尺度、区域尺度、发展尺度、治理尺度、情感尺度等。

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东亚研究所托马斯·海贝勒（Thomas Heberer）教授指出，在当前的国际局势下，城市外交的作用日益凸显，提供了一个对话和交流的重要契机。全球各城市面临着一系列的共性发展问题，需要通过地方层面提出具有建设性、务实且长期有效的方案。姐妹城市是城市外交的具体表现，疫情期间杜伊斯堡与武汉就通过相互帮助提升信任、增进理解，彼此受益。对于未来推动城市合作与外交发展，中德城市可以在文化交流、人员往来、经验分享、职业训练等方面展开进一步的合作。

关注中国城市治理创新的最新趋势

北京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执行院长沈体雁教授以三届中国城市治理创新优秀案例为例，从创新的规模、质量、格局、驱动力、规律等方面总结了中国城市治理创新的主要特征，并提出这些创新经验可以为世界城市化发展提供中国经验、中国样板和中国理论，包括：一是以规划引领，构建多规合一、多元参与的国家规划体系；二是进一步发展智能、绿色、有机、人本新型建造体系，实现城市有机更新和集约增长；三是培育创新型产业集群，建立以产业集群为基础的城市经济治理新模式；四是基于现代技术建立城市运营体系，打造“三有”城市治理共同体。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吴晓林教授以“理解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为题，分享了新时代社会治理的最新动向，包括：政府职责体系调整，做实街道办；党建引领推动主体整合；数字化提升社区治理效能；社会参与的增强，如社区营造、参与式预算等。但与此同时，社区治理也面临着权责关系、关联失灵、技术主导等一系列问题。展望未来，进一步推动社区治理现代化，有必要以党建引领体系化建设、构建简约高效的基层管理体制、以社会赋能释放社会活力、以技能增强推动网络自治。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韩福国教授指出，中国城市（群）作为一种最典型的国家现代化特征，需要从物质资源的有效集聚和空间形态的持续更新来理解城市（群）演化的现代性。中国城市（群）发展的问题，应该从城市演化的视角出发，统一地审视和观察中国城市内部治理的机制与城市间协作机制，而不是割裂地看待，把它们当成两个问题，最后形成“规划很美好，现实很割裂”的现实张力。讨论现代城市内部治理协商民主参与和外部合作的民主决策机制，并不是说民主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民主机制是现代化城市内部演化与外部协同发展的基点。

关注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融合发展

深圳市委党校副校长谢志岿研究员认为，大湾区城市发展已进入“都市圈时刻”，但从现实情况来看，有形无形的“围墙”和“壁垒”正制约着深圳的都市圈发展，例如交通断层、公共服务壁垒、零和博弈思维。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完善合作共赢机制推动都市圈一体化发展，包括通过完善GDP和税收分成推动深圳产业向周边有序转移、完善共建共享机制加强都市圈交通和公共服务合作供给、通过发挥市场力量和社会组织作用推动都市圈产业协作，以及推动完善都市圈政府间协作的顶层设计工作机制。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经管学院李琦助理教授横向对比了加州湾区、纽约湾区、东京湾区的人才战略，提出打造“人才湾区”需要博采众长，吸收各地的发展优势。粤港澳大湾区的人才战略，要以数量庞大的世界级龙头企业、不断壮大的独角兽企业及高新技术企业引才，以高水平的重点实验室与科研机构育才。在高校层面，需要以数字驱动人才的重点培养，及企业对于数字化目标实现的落实；产学研结合，加强高校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和吸引人才中的核心地位；发展高校在大湾区的分校模式；吸引海外高校在大湾区建立中国中心。

深圳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谷志军教授指出，深圳从“主权求变”到“竞争推动”再到“开放应对”在本质上是党领导下通过市场化驱动、不断回应改革创新所塑造的社会差异性过程。深圳纵深推进先行示范区建设，要以示范性重新定位改革创新的价值，在市场化、全球化和信息化等相互交织的改革进程中，进入回应社会差异性、回应经济市场化、回应社会多元化“三重回应”新阶段后，深圳改革创新必须实现三大转变，即从本土叙事从全球叙事转变、从单一叙事向多元叙事转变、从保守叙事从开放叙事转变。

关注中国城市治理创新的鲜活经验

四川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院长姜晓萍教授指出，面对数智驱动城市韧性治理所带来的一系列伦理风险，包括治理技术失灵、治理主体异化、隐私权侵犯、数字鸿沟、数字歧视与社会不平等、制度兼容性难题、治理场景不匹配，等等，因此，有必要通过建立伦理风险治理的共同体、健全伦理风险治理的政策法规体系、坚持伦理风险治理的原则、完善伦理风险治理的标准、明确伦理风险治理的路径、探索全景式伦理风险治理模式、建立伦理风险治理知识互动平台等方式对数智驱动城市韧性治理的伦理风险进行防控。

深圳改革开放干部学院副院长陈家喜将政党视角引入城市数字治理，回顾了深圳城市基层治理创新的开展过程，并以深圳“民意速办”改革为案例，全面分析技术驱动的城市数字治理创新举措，展示了从技术赋能到规范标准，从再造流程到注重反馈的全过程，解析党建引领民意速办的实践机理，包括发挥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统筹作用，发挥基层党组织线上接单与线下服务相结合的贯彻作用；推动服务平台与党建平台相互嵌入的整合作用，回答了“党建如何引领城市数字治理”这一重要命题。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叶林教授以广州市全域服务治理改革为案例，提出要围绕“以人民为中心”，转变超大城市发展与治理方式，打造市域治理现代化的特色体系。在实践过程中，突出技术的力度、治理的效度和城市的温度，充分将新技术融入市域治理，以技术创新反推治理流程再造，通过全域服务治理为市民服务，突出服务意识，完善基层治理，形成多元包容、城乡融合体系。

关注中国式现代化、国家治理与区域发展

中国政治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张树华研究员提出，在中国式现代化中提升治理能力的四个要点，包括坚持人民至上，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发展为先民生为要，中国式现代化迈向美好生活的现代化，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坚持大治理观，强调治理整体性、结构性、立体型、动态性、综合性思维，强调社会治理不同层级和方面的有机统一；坚持系统观和辩证思维，处理好国家治理中若干关系，例如：国家治理中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关系、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等。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桑玉成教授提到，政治发展不仅仅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进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且也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应有之义。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积极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对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推进政治发展，需要有以下方面的考量：一是要锚定我们党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来规划实施；二是要按照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的决定要求来具体部署；三是在今天这样复杂多变的全球背景下，积极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是对人类进步和政治文明的重大贡献。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人文社科学院常务副院长郝雨凡教授提出，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中国式现代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拉动力。对于深圳而言，实现“新”的突破重在：一是构建更为开放的发展理念，加速与港澳的制度衔接、机制对接，形成制度叠加效应；二是进一步调节“政府、市场与社会”关系，打造服务型政府、稳健型市场和活力型社会；三是城市建设上要以“人”为核心，以人流汇聚带动智慧、资本、技术等的汇聚。

云南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方盛举教授指出，开放是治边兴边的重要方略，开放不仅是加快边疆发展的战略举措，而且是激发边疆社会活力的重要方式，更是建设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前提条件，以及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基本条件。开放兴边方略并非是指某个具体的开放政策，而是指边疆开放总的政策，意味着须从顶层设计、系统规划、高位推进的角度来谋划形成边疆全面开放新格局，要通过创设和实施开放兴边方略把边疆打造成为区域市场体系的中心、区域交通枢纽、人才聚集高地。